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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王见此也懒得再搭理这俩被流放来爪哇沈藩的文人,只去了自己的后宫。

    而李应纯和沈瑞则在接下来真的开始了他们的务农生活。

    然后,他们就发现务农真的没那么容易。

    “这些杂草怎么长得这样快,不过一两日未除就又蔓延开来!”

    “这田真不是我等斯文人应该耕作的呀!为抢水竟要大雨天去堵水,还要跟跟别的村打架拼命!”

    所以,没干几天,李应纯和沈瑞就叫苦不迭,吐槽不断,且每日不禁开始以泪洗面,北望神州。

    而此时的神州中土,正在热火朝天的大搞基建。

    为了避免现在由朝廷疯狂积累起来的原始资本,在将来被难以彻底避免的贪污腐败行为漂没成为私人资产,甚至被转移到海外藩国去,而使其能够真正造福华夏,成为华夏能够一直强盛不衰的保障。

    朱翊钧和王锡爵等执政公卿皆在有意识的将对外得来的利益变成各类基础建设工程,从水利到城防、交通,再到教育、生态恢复等,皆在大规模的进行着相应建设。

    所以,眼下北京就在热火朝天的扩建着外城城墙,而弥补了嘉靖时期因为财力不足也就只造了一半外城的遗憾。

    之所以扩建京师外城,则是因为大明许多要新建的国家地标式建筑要在京师城建设起来。

    比如什么国家博物院、国家大剧院、各类新设科学院与研究院,如考古类,还有体育馆这些建筑。

    这些建筑眼下因为北京城内房屋太密集的缘故,已经不可能再在城内寻一块较大空地而建造出很宏伟的国家标志性建筑来,也就只能在城外建造。

    毕竟国家级别的这类建筑自然是必须要宏伟的,是必须要占地要大些的,不能够将就的。

    而要在城外建造这些建筑,就只能扩建外城,不可能连保卫这些建筑的城墙都没有。

    虽说,现在大明已经不惧怕任何外来武装力量的威胁,但在这个通讯手段和监控手段还不够强大且基本上没有智能工具只靠人力畜力的情况下,有城墙还是能尽大可能规避一些风险的,也更方便管理。

    比如,一旦出现什么盗贼,也可以先及时封锁城门,然后再一个个排查,无疑比没有城墙然后全顺天府的找要容易许多。

    所以,扩建北京外城就显得很有必要。

    这天。

    朱翊钧站在城楼上,就能通过千里眼看见参与扩建北京外城的官民。

    而每当他看见这些官民在热火朝天的为这四方城添砖加瓦时,他就感到特别有成就感,那种自己在改造大明的感受也更加强烈。

    按照朱翊钧定下的扩建方案,北京城不仅仅只是在原有外城的基础上扩建外城那么简单,而是要既扩建中央本城,还要拔地而起的在周边建五座卫星城。

    所以这无疑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但好在大明现在是用全世界之财力物力做这些工程,所以这倒也不算上什么。

    只是人力还不怎么需要外面的人力,因为大明自己就人口多。

    现在的大明依旧有大量只肯参与体力劳动的青壮百姓。

    这既跟生活水平提高后人口增长很快有关,也跟干体力劳动的收入也非常不错有关。

    自从废除徭役,朝廷使用人力都要给钱后,老百姓们也渐渐转变了意识,不再觉得自己的力气不值钱,也知道自己的力气是可以换钱的,不给钱就不该出力,也开始不觉得自己靠下苦力谋生是低贱的了。

    而随着老百姓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要想让百姓愿意干体力活,就得加高工钱。

    所以渐渐的,在大明用人成本开始越来越高,也才使得很多人依旧愿意用体力劳动换取收入。

    有许多地主和商贾很想让朝廷开放对外夷的归化限制,而希望这样可以降低人力成本。

    但朱翊钧和许多执政公卿并不主张这样做。

    因为他们治国理念的基础就是保障自己主体民族同胞的利益最大化,惠民与富国强兵是同等这样的,这在万历初年就定了调子的,所以一时也还改不过来。

    何况,大明毕竟是由中央朝廷主导利益分配,而不是大地主大商贾,所以也有考虑自己民族利益的天然习惯。

    因而,那些想通过尽量引进一些外夷奴隶来降低人力成本的国内地主和商贾们也就只能接受现实,而只希望将来执政者都变成不考虑主体民族利益只考虑自家产业利益的人。

    秋去冬来,不觉又是一年年底。

    在万历三十三年的除夕前一夜,朱翊钧再次登上了城楼,看了一眼即将完工的北京外城,而兴奋不已地吩咐道:

    “明日就是除夕夜了,传旨,到时候给所有留在工地上过年的城建者准备一碗扁食,让光禄寺做好准备,如果有百姓觉得不好吃,就让光禄寺的官员明年就别来当职了。”